2026-04-27

AI的敌人不是公众,而是自身的傲慢

日益增长的公众对AI的敌意,并非源于对技术的非理性恐惧,而是对AI行业傲慢姿态、漠视同意权和强加“历史必然”叙事的合理反弹。AI行业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本身,而是重建一个已经破碎的社会契约。

AI的敌人不是公众,而是自身的傲慢

出品方:罗可龙的博客

背景事实

从好莱坞编剧、演员大罢工,到艺术家集体诉讼AI绘画公司,再到社交媒体上对AI生成内容的普遍不信任,一股清晰可见的敌意正在公众舆M向AI行业蔓延。曾经被视为解放生产力、开启新纪元的“未来科技”,如今在许多人眼中,却成了“小偷”、“骗子”和“工作终结者”的代名词。AI行业似乎正在惊讶地发现:原来公众并不喜欢它。

核心观点

这种普遍的负面情绪,绝非简单的“技术恐惧症”或卢德主义(Luddism)的现代回响。公众讨厌的不是AI技术本身,而是AI行业在推进技术时所展现出的、近乎目空一切的傲慢。 这是一场由行业自身一手造成的信任危机。它源于一种危险的信念:即技术进步的权利,可以凌驾于个人权利、创作价值和社会稳定之上。AI行业目前面临的根本矛盾,不是技术与人性的矛盾,而是其“精英叙事”与公众“切身感受”之间的剧烈冲突。

论据支撑

第一,行业用“数据训练”的抽象话术,掩盖了“内容掠夺”的具体事实。 当Stability AI、Midjourney等公司用“我们使用了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进行训练”来为自己辩护时,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:这些数据是谁创造的?摄影师、画家、作家们花费毕生心血磨练出的独特风格和作品,在未经任何许可和补偿的情况下,被转化为模型的参数,然后反过来与创作者本人竞争。行业内部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技术路径,但在创作者和公众眼中,这与盗窃无异。这种对创造性劳动的蔑视,是点燃公众怒火最直接的导火索。行业精英们轻描淡写地称之为“版权领域的灰色地带”,而公众则用更朴素的道德直觉给出了判断——这是不公正的。

第二,AI行业正在兜售一种“技术必然论”的霸权叙事,剥夺了公众的参与感和选择权。 行业领袖和风险投资家们不断重复着一个剧本:“AI是如同电力和互联网一样的革命,你无法阻挡,要么适应,要么被淘汰。”这种话术看似高瞻远瞩,实则是一种智力上的胁迫。它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、需要广泛社会讨论的议题,简化为一条不可逆转的单行道,把所有质疑者都打上“守旧派”的标签。当一个普通人担忧自己的工作会被AI取代时,他得到的不是共情和解决方案,而是一句冷冰冰的“去学习新技能吧”。这种“我为你好”式的傲慢,剥夺了社会对自身未来走向的民主讨论权利,将所有人置于被动接受的境地,怨恨自然由此而生。

第三,行业对AI潜在的负面外部性展现出惊人的漠视,将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。 从深度伪造(Deepfake)技术被用于制造政治谣言和色情内容,到AI算法在招聘、信贷等领域加剧社会偏见,这些具体而微的伤害正在真实发生。然而,AI行业的反应往往是迟缓和不充分的。他们更热衷于讨论AGI(通用人工智能)何时到来、如何实现“对齐”等宏大而遥远的议题,却对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伦理和治理问题缺乏兴趣。这种行为模式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:行业的优先事项是无限度的技术探索和商业扩张,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,则应由公众自己消化。

反驳与回应

当然,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。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:“历史上每一项颠覆性技术都曾引发恐慌,卢德主义者也曾试图砸毁纺织机,但历史证明他们是错的。”

这种类比是懒惰且具有误导性的。首先,当年的卢德派并非反对机器本身,而是抗议机器的引进方式——它摧毁了他们作为熟练工匠的议价能力和经济地位,却没有提供任何补偿或过渡机制。今天的艺术家和知识工作者的抗议与之何其相似?他们反对的不是自动化,而是那种将他们的劳动成果“数据化”后,再用来消灭他们自身价值的掠夺性模式。其次,AI的颠覆潜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以往的技术革命。它直接作用于人类的认知、创造和沟通领域,其影响是系统性的。简单地用历史经验来安抚当下的焦虑,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傲慢。

另一种反对意见是:“公众只是不理解这项技术的复杂性。” 这种观点更加危险,它暗示了公众的担忧是源于无知。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公众或许不懂扩散模型的技术细节,但他们非常清楚什么是原创、什么是抄袭,什么是真、什么是假,什么是公平、什么是不公。公众的“恨”,不是源于对技术原理的误解,而是源于对技术应用后果的清晰洞察。

结论与展望

AI行业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如果继续沉浸在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中,无视日益高涨的公众怨气,它所面临的将是更严格的监管、更广泛的抵制,最终扼杀其长期的发展潜力。这场危机是行业自找的,解药也只能在行业内部寻找。

我的看法是, AI行业必须立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,核心是从“技术本位”转向“社会本位”。这意味着,必须将获取社会许可(Social License)置于技术开发和商业推广的核心。

下一步行动应该包括:停止使用“不可避免”这样的话术进行市场教育,而是真诚地开启一场关于AI发展路径的社会对话;主动与创作者群体建立有效的、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,而不是在法庭上见;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将伦理和安全审查置于最高优先级,而不是事后补救。AI的未来,不应仅仅由少数几家科技巨头的工程师和CEO来定义,它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和更负责任的担当。否则,等待它的,将不是星辰大海,而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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